苏东坡的“不随”

创建时间:2018-06-14 作者:刘鹏飞 浏览量:140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古代文人中最喜者当属苏轼苏东坡了。不但喜欢他的才,更喜欢他的德,当然也喜欢他宠辱不惊的处事性格。

       苏轼之才是多方面的,作为诗人,他和学生黄庭坚早成了宋代诗坛的领袖,被人称作“苏黄”;作为词家,他是宋词“豪放派”的开创者,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;宋代四大书法家“苏黄米蔡”,他又居首位;他还开中国画“写意派”的先河,是“墨竹”首创者;生活中他研制出了“东坡肉”“东坡羹”等多种美味佳肴,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;他制作的“东坡巾”是当时文人雅士喜欢并效仿的服饰;还有他设计的“砚屏”,跻身到古代文房四宝之中,成了书房里不可或缺的雅品……

       苏轼的老师、学生或同僚,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文采。宋代诗人、文学评论家吕本中在《童蒙诗训》中就这样评价:“自古以来,文章之妙,广备众体,出奇无穷者,唯东坡一人。”苏轼弟子、大诗人、大书法家黄庭坚又是这样说苏东坡的:“翰林苏子瞻,书法娟秀……于今为天下第一。”就连见过他和苏辙的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后也兴奋地对皇后说: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!”然而,由于苏东坡生性“不随”,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,弟弟苏辙也只坐到副宰相之位。

       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新法不入,苏轼无奈请求离开朝廷,出任地方官。王安石变法失败后,司马光做了宰相,本应该是苏轼大展宏图的时候,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全盘否定,而应实事求是,不能操之过急地将脏水孩子一起泼掉,便惹恼了司马光。无奈之下,苏东坡再次离京,去杭州赴任。

       让人佩服的是,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,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,在地方上混日子。他是既来之则安之,认认真真、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和好事。苏轼在徐州,率领军民奋力抗洪,千古留名;他在杭州治理西湖,留下苏堤。我常想,当年苏东坡在我家乡阜阳任太守倘若不是仅有几个月,那道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,它一定会在我们阜阳的西湖……

       苏东坡的“不随”,直接影响了仕途,但也正是他的“不随”,成了让后人钦佩和敬仰的品格。翻阅大量文人笔记可以看到,从宋代到清代,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,但没有发现一个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。就拿他后来反对过的宰相司马光来说,有过不快,却依然认为蔡京是小人,东坡是君子。这一点,司马光也真的没有看错。当年东坡和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时,蔡京作为一个小官在厉行变法,可当司马光当上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时,蔡京又以开封府尹的身份,五天内就完成了司马光的指标,真是神速复神速矣。不过,后来将司马光列名“元祐党人碑”,教唆皇帝撤销司马光一切身后荣誉的,又恰恰是这个“墙头草”。

       苏东坡反对司马光不是没有道理的,因为在民间实践中,他发现原来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,对新法有了一分为二的态度。苏轼在谪居黄州时给一个朋友的信里就曾经这样写道:“吾侪新法之初,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。虽此心耿耿,归于忧国,而所言差谬,少有中理者。”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,但私交还是有的,王安石闲赋在家时,苏东坡还曾去看望过他。可见,苏东坡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都以大局为重,对事不对人。因此,他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评价是一样,几乎不相上下的。这也是苏东坡的朴真、可爱之处。

       他在给友人杨元素的信中曾这样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:“昔之君子,惟荆是随,今之君子,惟温是随,所随不同,其为随则一也。老弟与温相知至深,始终无间,然多不随耳。”这里的“荆”就是荆国公王安石,“温”就是温国公司马光。

       苏东坡没有像一些墙头草似的官吏一样,一生只是随风转舵,唯利是图,唯权是随,这在古代文人中难能可贵。他的同时代人刘安世这样评价道:“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,才意高广,惟己之是信。在元丰不容于元丰,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(司马光)议论亦有不合处,非随时上下人也。”

       “非随时上下人也”,对于一个正直又有抱负的文人官员来说,这也是苏轼为后世所不忘的品行中重要的一面。如果苏东坡像那些庸才一样,见风顺风,见权膜拜,固然能春风得意,青云直上,但那样,苏东坡就不是苏东坡,中国文化里也就没有一种人格来烛照“不随”二字了。

 来源:小品文选刊2018年6期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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